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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研讨会在莫斯科举行

人民网莫斯科4月9日电(记者 屈海齐)当地时间9日下午,由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主办的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研讨会在俄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厅”举行。中国驻俄大使李辉,俄中友协主席、俄联邦委员会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梅津采夫,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俄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卢佳宁出席活动并致辞。俄著名学者和汉学家、各界友好人士、老战士、青年学生及两国媒体代表等百余人齐聚一堂,深切缅怀周恩来同志。

李辉大使表示,周恩来同志是中国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创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建立了伟大功勋,为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奠基性贡献,为实现全社会人民团结友好、争取人类进步而奋斗终身。特别是1950年初,周恩来同志参加了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的工作,主持谈判并亲自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新中国同苏联友好合作关系奠定了重要法律基础。此后,周恩来同志又先后7次率团访苏,多次与苏联高级代表举行会谈会见,为进一步密切和深化两国关系作出了杰出贡献。

李辉大使强调,在两国领导人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在两国友好人士不断努力下,中俄关系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不久前,中俄两国分别成功完成国内重要的政治日程,习近平同志全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普京总统以高支持率赢得大选,两国元首在第一时间互致贺信并通电话。李辉大使相信,双方将不忘先辈遗志,继续携手共进,密切合作,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入不断深入发展的新时代,这也是我们对周恩来同志最好的缅怀和具体的行动。

梅津采夫主席表示,周恩来同志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是俄中友好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俄中伙伴关系发展至今离不开周恩来同志的努力。中共十九大的胜利召开为新时代的俄中关系指明了方向。几天前,普京总统在会见习近平主席特使、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时表达了希望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的意愿。俄中关系良好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期待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培育下和俄中友好人士的精心呵护下,俄中关系迎来更加光明的未来。

卢佳宁所长主持研讨会并作主旨报告。他在发言中深切缅怀了周恩来同志为中国革命、国家建设、外交事业以及苏中关系发展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他表示,周恩来同志一生鞠躬尽瘁为人民,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同时也是俄中友好、世界和平的使者,周恩来同志的精神永远值得大家学习,并将永远活在俄中两国人民心中。

与会的上世纪50年代苏联援华专家组组长、原苏联政府第一副总理阿尔希波夫的孙子阿尔希波夫、抗战时期苏联援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崔可夫元帅的孙子崔可夫等人纷纷表达了对周恩来同志的深切怀念与崇高敬意。大家一致表示,要认真传承和弘扬周恩来同志的崇高精神,全力推进俄中世代友好事业,不断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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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北京小学生大数据研究苏轼爆红 校长回应是否“拼爹”

中新社北京10月12日电 (记者 马海燕)“我们知道苏轼最有名的是词,却不知道他其实诗写得最多,达到2700多首,词只有300多首。此外,他还写了600多首题跋。”清华附小校长窦桂梅12日给来“取经”的全国各地语文老师上了一节公开课,题目就是《苏轼的题跋》。

这个题目来源于她的学生。近日,一篇源于清华附小六(4)班公众号的文章《当小学生遇见苏轼》在微信朋友圈爆红。这出乎窦桂梅意料。她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该校三分之一的班级都有公众号,不是为博眼球,是用来介绍班级各自的小研究、小创意,但达到过百万点击量,以前从未有过。

学生们通过电脑程序对苏轼诗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苏轼为什么喜欢西湖等进行分析,最后形成了《大数据帮你进一步认识苏轼》《苏轼的朋友圈》《苏轼的心情曲线》等研究报告,这些堪比大学生论文的研究引发广泛热议。一时间,小学生做苏轼研究是不是炒作,这些研究成果是否由父母、老师捉刀,受到质疑。

窦桂梅说,这类研究在该校并不是头一例。“今年给学生定的题目是研究苏轼,因为今年是苏轼诞辰980年。去年是鲁迅逝世80周年,所以清华附小的高年级孩子们研究主题是鲁迅。其实去年研究鲁迅也很火,但只在教育圈内流传。学生们研究鲁迅为什么留一字须、头发为什么是硬的、为什么喜欢看电影、为什么爱吃辣椒……这样鲁迅在孩子们心中就立体活跃起来。”

这类研究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清华附小从低年级就开始小课题研究,比如观察树叶;中年级开始研究生活中的现象,比如闰月的由来;到高年级就要开始进行整合主题的内容研究,以人物带动作品,打通全科教学。比如关于苏轼的研究布置下去,孩子们用整整一年的时间读苏轼的作品,数学老师帮助寻找研究工具,语文老师负责帮助文字表达,学生们分工合作,最后形成研究报告。

窦桂梅说,这其实对老师的要求非常高。该班的语文老师随班5年,数学老师随班4年,平时就对学生进行类似研究训练。比如研究哪种共享单车最好用、北京车牌为什么会是字母和数字整合、身份证号前面的数字是什么关系……教师和学生真正实现相互启发、教学相长。

至于报告是否由父母、老师代笔,窦桂梅说,其实这些工具在信息时代都不难获得,是大家把这个问题想得太难了。家长帮助孩子找来工具,最后使用工具、分析得出结论的过程全在孩子。对在信息时代长大的孩子来说,如何教会他们融合信息化手段,用工具撬动学习的世界,从黑板世界走向现实世界,则更为重要。

这种教学改革是否可复制,特别是在师资水平较差的地区复制,也引起了教育界人士的关注。窦桂梅的公开课上就有不少来自贫困地区的老师。她说,除课件全部打包给帮扶学校外,更重要的是要培养老师的一种意识,学生有差异而不是有差距,老师要有一种推动学习方式转变的激情和使命。

“不一定要研究苏轼,农村的孩子可以研究放牛与天气的关系,诸如此类,从生活中问出‘为什么’。是不是形成研究报告不重要,关键是要有探究世界的兴趣和方法。”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中新社记者,让学生有更多的学习自主性才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

窦桂梅也认为,与其送孩子去课外辅导班,不如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这需要家长和学校共同努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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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李子荣同志逝世

广州日报讯 广东省军区广州第二十五离职干部休养所副军职离休干部、原55军副政委李子荣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3月28日2时34分在广州总医院逝世,享年90岁。

李子荣同志遗体告别,定于2018年4月1日上午10时在广州殡仪馆仙鹤厅举行。根据李子荣同志遗愿及其亲属要求,丧事从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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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国歌法出台是立法史上的一件大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9月1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将于10月1日起施行。这部法律对国歌奏唱方式、国歌使用、国歌传承等作出明确规范,将激励所有中国人民唱响、唱好这首最庄严、最神圣的巍巍大国之歌。“国歌中有中国故事,国歌中有民族精神,为我们的国歌终于立法喝彩!”十年来坚持不懈呼吁国歌立法的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军乐团原团长于海特别写下了这样的感慨,这也代表了众多为国歌立法鼓与呼的文艺界人士们的心声。

84个字,37小节,奏唱46秒

在长沙机场,即将返京的于海收到了令他十分激动的消息,国歌法于9月1日通过,“很多人立刻发微信和信息给我,我很激动也很感动,大家都很关心这个事情。”于海对记者说,“连续十年为国歌立法提案,是由于我的解放军军乐团工作性质和经历、感受所驱动。实际上,在指挥演奏国歌的近50年中,它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我的生命。”

谈到执著为国歌立法奔走的原因,于海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和尊严的象征,它凝结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实现国家富强的历史和精神,它铿锵有力的词曲是激励中华民族奋勇向前的强劲动力。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国歌却未得到普遍尊重和爱护,这与国歌的神圣尊严极不相符!”于海表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歌与国旗和国徽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我们的国歌理应享有与国旗、国徽同样的法律保护。然而遗憾的是,国旗法和国徽法都已实施20多年了,国歌法却一直没有确立。”

聂耳《义勇军进行曲》手稿。

历史上,国歌经历了几次变动,乐谱版本不统一,在唱奏速度、力度等方面没有统一标准。首先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国歌版本标准不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式出版的国歌曲谱版本十多种,却没有明确统一的标准曲谱,以至于在学校、机关、展览馆、纪念馆等公共场合,在中外著名乐团的音乐会上、在重要集会活动上、在公开发行的出版物上、在国外欢迎我们国家领导人的庄严仪式上……人们经常会听到有明显错误的《义勇军进行曲》。”为此,于海仔细整理多年来积累的厚厚几大本简报、几大袋材料和几十个不同版本的国歌曲谱。多年来,他更是自费几十万元,把历史上所有版本的国歌录制了唱片、整理了乐谱,就是希望有机会贡献出来,能帮助人们正确奏唱国歌、了解国歌的内涵。

“国歌有84个字,37小节,奏唱46秒,这一点都不应该有错。”于海表示,解放军军乐团一直使用着最准确的国歌版本,此次通过的国歌法的第十条中特别写到“应当使用国歌标准演奏曲谱或者国歌官方录音版本”,就是强调了国歌歌词和曲谱版本的统一标准。

立法维护了国歌的尊严

在9月1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主任武增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我国分别于1990年和1991年制定了国旗法和国徽法,国歌法的制定,以国家立法的形式落实了宪法规定的国家标志制度,意义重大。一直以来,国歌奏唱使用总体情况是比较好的,但社会生活中,也存在着奏唱国歌不规范、参与者举止不得体等问题。这次通过的国歌法,针对实际中的突出问题,建立了一系列制度。其实,此前奏唱国歌的一些不严肃和不规范行为,一直令于海感到气愤和无奈,“比如在一些重要活动奏唱国歌时,有些人仍然在嬉笑打闹、交头接耳,不肃立,不致礼,毫无敬意;甚至在一些私人婚丧庆悼活动中、在一些商业营销活动中,有些人随意播放国歌,很不严肃;还有人用国歌做手机铃声、游戏背景音乐;更有一些人在公共场合胡乱改编,这都是肆意侮辱国歌的现象。”

国歌法第七条明确了奏唱国歌时,在场人员应当肃立,举止庄重,不得有不尊重国歌的行为;第八条明确了国歌不得用于或者变相用于商标、商业广告,不得在私人丧事活动等不适宜的场合使用,不得作为公共场所的背景音乐等;第十五条还严肃规定,在公共场合,故意篡改国歌歌词、曲谱,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的,由公安机关处以警告或者十五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国歌立法的提案我是从2014年两会开始提出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原主编艾克拜尔·米吉提之前曾有提案——应在天安门广场国旗旗杆下的汉白玉护栏上贴出铜牌,刻上五线谱国歌词曲,并标识清楚“词作者田汉、曲作者聂耳”,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我的提案接办单位天安门广场管理局十分积极,但是由于国歌没有立法,没有法律依据而未能落实。”艾克拜尔·米吉提自2014年起开始,连续四年两会提案呼吁设立国歌法。今年两会之后,全国人大法工委邀请他参加了关于国歌立法的座谈会,“现在,国歌法终于通过了,这是我国立法史上一件大事。”

和于海同为全国政协委员,并积极响应于海联名提案为国歌立法的中国影协副主席、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王兴东也是第一时间得知国歌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并将正式施行的消息。多年来一直关注著作权保护的王兴东表示,很高兴看到“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明确写在了国歌法公布的统一版本的歌谱上,体现了作者的署名权。王兴东表示,《义勇军进行曲》是唯一写入《宪法》的文艺作品,此歌源自1935年上海电通公司出品的电影《风云儿女》,这是中国电影对国家的标志性贡献。历经82年的检验,全国各民族人民认同了这首代表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的歌曲。为国歌立法意义重大,依法维护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尊严。

理解国歌才能唱好国歌

国歌法第一条提出,国歌法是为了维护国歌的尊严,规范国歌的奏唱、播放和使用,增强公民的国家观念,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第三条明确了国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第五条倡导公民和组织在适宜的场合奏唱国歌,表达爱国情感;第十一条还提出,国歌纳入中小学教育。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组织学生学唱国歌,教育学生了解国歌的历史和精神内涵、遵守国歌奏唱礼仪。

于海谈到,很多人对国歌的历史和内涵知之甚少,“2012年,曾有某所大学在一次统考试题中,要求学生写出《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结果完全答对者仅有三分之一”。这让他十分忧心。于海认为,可以借国歌立法的机会,唤醒人们对于国歌的重视,引导大家更规范地唱奏国歌。“以前,国家的一些重要会议开幕都要奏国歌,2009年之后,一些会议要求与会人员唱国歌。因为演唱更能让人体会国歌精神,培养爱国主义情怀。”于海说,“唱国歌是为了激发爱国热情,不论唱得准不准,都应该积极去唱、努力学习准确奏唱。”

“理解国歌才能唱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为什么被选定为国歌?王兴东表示,词作者田汉、曲作者聂耳是在全民族抗战时期创作的这首经典爱国主义歌曲,号召中华民族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反对外来侵略,发扬冒着敌人炮火前进的大无畏斗争精神,敲响居安思危的警钟,体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这首歌凝集全民族的心声和意志,在全国抗战时期,不仅成为中国人民反对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精神武器,传播于世,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的战歌。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首歌曲历经岁月检验,真实地体现了各民族人民的心声和国家的意志。电影《聂耳》和《国歌》中对国歌的形成都有所反映,王兴东建议,将这些与国歌相关的影片作为爱国主义影片给广大中小学生放映,并号召学习两位作者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为民族复兴、民族独立、民族强盛而创新奋斗。

“相信以国歌为内容的爱国主义教育会更加深入人心,爱国主义精神也将进一步得到弘扬。对坚定文化自信、实现中国梦起到助力作用。”艾克拜尔·米吉提兴奋地表示。“国歌精神的传承要靠青少年,可以让国歌教育以更容易接受的方式走近中小学生,作为传承中国精神、讲好中国故事的载体。”于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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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是创新之举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将今年4月司法部提出的“推动实现刑事辩护全覆盖”这一改革主张付诸实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顾永忠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创新之举。

“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律师辩护率只有30%左右,这与四中全会以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和‘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大改革举措极不适应。可以说在没有律师充分参与辩护的情况下,这两项改革是难以取得预期效果的,也难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司法工作目标。《办法》的出台对于解决这一问题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顾永忠如是说。

在顾永忠看来,《办法》突出地体现出三大亮点:创新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务实推动律师辩护全覆盖;切实保障律师辩护全覆盖。

我国刑事诉讼律师辩护率只有30%左右,70%左右的案件没有律师辩护,这是一个巨大的缺口。如何解决?如果靠当事人自己委托律师辩护提高律师辩护率在当下我国现实条件下可以提升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要提高律师辩护率,实现律师辩护全覆盖,必须靠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但我国目前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定范围还是很有限的,主要限于五种对象。

顾永忠对记者说,《办法》则突破了现行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对于不属于法定法律援助范围的案件只是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分为两种不同情况向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一种是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一、二审案件及再审案件,另一种是适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这样在审判阶段就可以实现律师辩护的全覆盖。

顾永忠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创新将提供法律援助作为实现律师辩护全覆盖的主渠道的同时,还提出“探索实行由法律援助受援人分担部分法律援助费用”的意见。这种做法在不少发达国家已经是成熟制度。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和个人收入水平下,进行此种尝试是有积极意义的。

众所周知,无论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公民个人收入、律师资源还是从刑事案件数量和发展趋势看,如果当下要在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包括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以及审判全部实现律师辩护全覆盖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熊选国副部长代表司法部提出这一重要改革措施时就清醒地表示“这需要一个过程,应该逐步推动”。那么,先从哪里开始?

顾永忠介绍说,《办法》确定了先在审判阶段开展,这是非常务实的。从三个诉讼阶段的比较看,审判是定罪量刑的重要阶段,较审前阶段更需要律师的参与,特别是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和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背景下更是如此。从律师发挥作用的条件和空间看,审判阶段的辩护律师会见被告人、查阅案卷材料的条件最便利,在庭审中举证、质证、辩论,进行辩护的空间最广阔。再从办案机关与辩护律师的关系及相互配合看,辩护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最早的办案机关是法院,双方合作关系最长,也比较成熟。这一切决定了律师辩护全覆盖的试点工作先从审判阶段开始非常务实。律师能够发挥的作用也最大。

顾永忠特别强调,推动律师辩护全覆盖,不只是要提高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辩护率,解决律师辩护“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律师辩护“质”的问题。也就是要从多方面调动律师参与刑事辩护的积极性,保障他们确实在刑事辩护中发挥积极作用。为此,《办法》强调“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保障辩护律师的知情权、申请权、申诉权,以及会见、阅卷、收集证据和发问、质证、辩护等方面的执业权利”,而且还从细节上对如何保障这些权利作出了具体规定。《办法》的制订和试点工作的开展,将极大地推动刑事辩护全覆盖工作向纵深发展,也将极大地推动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不断完善,进而进一步促进司法公正。

来源: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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